［新闻回放］：据本报今日报道:云南宣威市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1万多人,但几乎有40%以上的人作弊,而且监管老师几乎不管。许多考点没有用屏蔽器,直接让学生去作弊。一些高二年级的学生本来还有一年才参加高考,但他们受到学校的指使,被逼迫顶替高三年级的学生参加高考,为校“争光”。

　　如果说为了能考取大学或者能被更好的高校录取,出现个别考生请人替考现象在所难免的话,作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并对学生行为与高考秩序负有管理职责的老师与学校也参与替考舞弊,则颇有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学校与老师出面组织替考,不但与自身身份严重不符,与其职责背道而驰,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学生所不具有的特殊“能耐”与“沟通能力”,无疑也使得高考秩序管理更为艰难,替考现象在个别地方出现蔓延乃至于局部失控趋势就会是必然。由于个别考生自行请人替考很难得逞,因而数量不会很多,所以一些地方如果像宣威这样出现较为严重的替考现象,也就可以说部分老师与学校参与其中才是祸根。

　　一些地方学校的老师,之所以会通过包括威胁在内的手段强迫高二尖子生参加替考,说到底是因为这些老师能够从替考所获得的 “成功”中牟取私利。这其中除了少部分是属于一些教师私人为少数地方权贵效力以获取个人好处之外,更多是由于如果高校录取率高,老师能够获得不菲的奖励。正如宣威市教育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许多学校内部都有规定,对升学率高的班级的班主任及任课教师予以一定的奖励。也就是说,教师所获得奖励情况是与所教班级的高考升学率直接挂钩的。笔者所在城市部分学校也有类似的规定,即所教班级有多少学生考取大学,其中有多少被清华、北大所录取,任课老师与班主任都会有不同标准的奖励。在这种情形下,多数教师固然会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提高升学率,但是有少数教师也难免会通过组织替考等舞弊方式来谋求奖励。

　　一些学校所以会对教师组织替考行为睁只眼、闭只眼,除了校领导希冀通过高录取率为学校谋取好的名声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高升学率可以为自己带来政绩。正如宣威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在当地,“学校的升学率可以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这不但可能给校领导带来个人的升迁机会,而且录取率高会使学校更易得到政府的投入,从而可以改善学校包括教师待遇在内的各方面的条件。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之下,高校录取率,就像考核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一样为学校与教师所追逐,就像一些官员会为了谋求政绩指标而付出恶化环境等方面的代价一样,一些学校也会就高校录取率逐级层层发放指标,一些学校与教师也就会为了高校录取率这样的“教育政绩”弄虚作假、知法犯法。这诚如宣威市一位高考监考老师所说的,考生成绩上去了,学校升学率提高了,教育部门可显示自己所谓的政绩,学校可获得更多教育资源,老师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金。于是,面对舞弊,利益各方心照不宣,或默认,或纵容。

　　经由这样的分析可知,要减少乃至杜绝有组织的替考现象出现,除了要通过升级技术手段弱化替考的得逞可能性,严肃党纪、政纪,强化法律打击力度之外,还须改变当前部分地方将高校录取率指标化、政绩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