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强：北京大学改革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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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http://learning.sohu.com 更新时间：200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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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这个单元我们本来请张维迎教授讲一讲北大的改革，昨天给他打电话，他扁桃体发炎，所以不能来了。现在有请北京大学的李强教授为大家讲一下北大的教育改革。
李强：感谢茅教授的介绍，也感谢天则的邀请。首先祝贺天则所成立10周年，天则所是我们国内经济学、社会科协研究单位最早一个，而且非常的成功。我曾经在97年在一个讲座里面讲了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分析，今天就想到维博讲到一个观点，里面确定了一个人的两种身份，你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有一个信念，但你一旦从事了政治，就有一个责任的问题。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来，因为我是性情中人，关于北大的改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只是作为天则的朋友、一个学者，谈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如果我说哪些方面不大合适，与我们北大改革方案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想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天则的朋友，做一个交流，我大概介绍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介绍一下北大为什么当时想到人事改革，而且人事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选择，第三我想介绍一下关于改革出来的一些讨论和反思。另外我本身从事政治学，所以谈一下国家改革的一些困境，好在我本来没有什么准备，所以先简单讲一些，如果有什么问题和疑问，我愿意跟大家交流。
我估计大家都看了改革的方案，因为在网上和报纸上炒很多，另外看到杨东平教授本身也是教育的专家，也写过文章，所以我不介绍细节了，如果有疑问可以在提问里面讲。我首先讲一下基本的估计，就像我父亲当年讲的大是大非，对东西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这个基本的估计就是说我们这些年，从98年以来，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的确从国家的财政里面拿了不少钱，叫985计划，很大程度缓解了高等教育的欠帐，也缓解了我们的压力，但也提出了问题，我们是否比较好的用了这个钱，完成了社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大家再仔细琢磨，有一些基本的数据，我们国家科技竞争力在80年代是20几位，但后来一直往下滑，现在滑到了30多位，虽然发展非常快，但科技成果却越来越少，我们都说印度软件业，有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但核心一点就是注意印度的高等教育是办得不错的，我那个时候在英国念书跟我一块住有印度的朋友，我接触他们发现他们的高等教育非常的厉害，我是念社会科学的，我用的参考书中印度人写的书很多，但中国学者写的书研究里面虽然有一些，但政治、法律、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还是比较少的，毛主席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狠。这几年在大学里面一直提一个问题，我们要尽快的发展，尽快的发展最后中央有的领导人就表达为一句话就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但这种情况在很多的讨论当中受到了质疑，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提法，这是没有关系的，但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正视我们中国的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跟国际相比我们还并不靠前，这是北大这几年最基本的估计。
我想最近一些年学校里面，我本身是教书的，我在学校里面也参与一些会议，我知道学校里面这几年也认真想过一些改革方面的事情，比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做一些努力，为了促进教育，为了提高科研的水平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最后大家发现所有的努力都绕不开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大学的教授本身的素质应该是比较高的，你定很多的规定，比如科研，想很多的办法进行评估，如果发表什么优秀的著作给什么奖励等等，这就涉及到了人事制度的改革，这并不是最近提出来的，最近几年据我所知参加校里面的会议，都会提出来，人事制度不改革，你留不住人。你条条框框做的再多也不行。所以去年寒假做了研讨会，委托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草拟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他第一次把方案拿出来之后，我本身也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也属于领导，底下还有一个工作小组，也是领导。当我把方案草案拿过来看，我非常的激动，因为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我们这几年一直想改，说了很多，就是缺一个好的方案，我觉得经济学家真了不起，我们经常说东西说得不少，观点也不少，但把观点总结起来成为了一个批判稿，最后拿出一个方案，大家首先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讨论提出很多的意见，经过反复提，本来原来想再找各个院系的领导、学生委员会主任再征求几次意见，再慢慢来。突然来了一个非典，会议就不能开了，是不是发给各个院系领导，然后听听他们意见，由于非典大家都知道政治、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舆论监督，包括对国家政策制度等等方面监督都是空前的活跃，所以为了避免非典接触，所以发E—MAIL征求他们的方案，本来原来是内部讨论的方案，后来变成了网络讨论的方案了。这对我们都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新的挑战。
下面我介绍一下现状，我同意学校基本的估计，就是北大的教师总的来讲，在各个学科，不谦虚来讲在全国还是靠前的，其他学科比如社会科学，应该说我们国内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的学者北大占了不少。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北大的教师当中，还有一定比例的学者在国内相比，在同行业相比还是比较中流，基本的事实我们是这么估计的，最后就有了一个改革方案，改革方案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第一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一个公开竞争的制度，从讲师开始，讲师、副教授、教授开始，讲师如果有空位，应该通过正当的信息渠道发布，然后接受国内、国外符合条件的教授公开申请，然后经过正式的评审程序，让他做一个讲座或者讲演等等，经过了各种评审，最后大家选择最优秀的。第二招聘进来之后，并能够保证一进来就在北大了，要有某种晋升的程序，就像引入西方的终身教授制度，一个是职务，一个是是否能够待下去。我们规定是教授是保持永久居住的，讲师到副教授是两个合同制六年，制度不是第一个合同到第二个合同，是否经过某种评估还在讨论，两个合同之后经过评估之后合格就晋升，不合格就终止。从副教授到教授是三个合同。第一就是合同招聘，第二就是引入晋升制度。为什么当时这么定？大家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大改革不先该行政和后勤呢？专门对教师进行改革呢？这是很核心的问题。外面的报道对数字不是非常的准确，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一个事情准确度有问题，像刘晓庆多大年龄？有不到50岁，有50多岁的，有52岁，有多种版本，至于北大，北大有多少人？多少后勤人员？多少教师人员？为什么要先动教师？也有很多的版本，有的说北大学校后勤行政有5000多，教师有3000多，实际上后勤是给教师创造成本的，你再不动教师说不过去。后来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做对话节目的时候，把北大准确教职工人数做了交代，北京大学现有的教师和职工（本部）接近6000人，这6000人什么概念呢？是教师是2200多人，教学辅助人员，因为行政的概念太宽泛，谁叫行政？当书记是行政，院系的打字员、教务员也是行政，所以分为教学科研辅助人员，包括理科实验辅助人员、图书管理人员、文科教务人员2600多人，行政人员就是学院里面的部人员和院系行政人员500多人，后勤人员900多人。为什么改教师呢？因为教务辅助人员98年引进一个制度，跟行政人员包括后勤人员逐步的走向市场化，从98年以来这些人在消化过程中，现在人员已经很少了。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从市场当中再聘请北大的教务员、打字员。现在北京大学的教务辅助人员远远多余2600多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上聘来的。以前是实行这样的制度，98年到现在5、6年了，有的在逐步的消化，而且从我个人教书来说，我们不觉得教师比他们师资更短，对学生来讲他们是强势，但跟教师比，他们待遇比我们低，分房比我们差。他们将是逐步市场化，将来人事改革的路子跟教师不一样，逐渐市场化。而教师是不可以市场化的，他毕竟引进一些制度保证队伍的自由，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所以在教师里面引进评估制度是可以理解的，打个比方，我们北京大学打字员挣5000的工资，社会上的打字员一个月挣3000元工资，现在逐步的在趋同。另外一个很重要问题为什么从副教授开始？这个问题非常有道理的，美国来讲大部分大学除了少量门槛特别高的大学之外，都是从副教授开始终身教职，像讲师有的可能9年，如果我不行的话，可以再找工作。我就可以动了。你让我副教授再弄9年或者12年，说对不起你要走了，当然是很大的问题了。对于北大来讲，这是很大的选择问题。因为我们处于制度的改革，北大教师2200人左右，讲师有4、500人，副教授有不到900人，教授有800人，我想本身是可以讨论的，一个如果我们从讲师开始做起，就相当于不用做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讲师4、500人，都是近几年留下来的，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应该说北大留人越来越严格。我们要经过2、30年逐步使这个队伍整合优化，当时实际上采取教授不动，劳动人事部有规定，50岁以上在一个单位工作10年以上就不要动了，教授800人其中有600人是到了，不好动。所以不动教授，动副教授，这样使改革有一点儿实质性的意义。这就是大概为什么当时定这么一个方案。
下面简单讲一下北大的改革，改革方案出来之后引起非常热烈和广泛的讨论，讨论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针对改革方案本身的条文怎么完善，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是大家是否的关注到时候你评审的公正性，北大你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保证你以后晋升比较公正，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以前晋升不公正，凭不上教授还可以待着，日本以后晋升不公平，我就没办法在学校待着了。最大限度在目前的情况下，保证评审的公正，这是很实质性的问题。再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跟国内不一样，美国没有中科院，所以大学的研究可以吸引很大的资金，有一个研究队伍作为梯队，像美国好的大学研究人员的人数远远超过大学教授的人数，而我们大学是靠教授、副教授、讲师合作建立研究梯队的，研究机构怎么建立？这涉及到了研究编制的问题。在方案之外又延伸出来诸多的批评，比如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一流大学是否符合过程的讨论，还有中国大学教育是否不如外国的讨论等等很多，但也讨论的非常广泛。
最后讲一下题外的话，就是看一下国家改革的困境，为什么北大的改革引起这么多的争论？记者采访时我就用了负零合游戏。为什么农村改革那么容易？因为农村作为单位和集体，只不过是集体所有制，大家把利益集中在一起，在利益之外并没有占有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不具备公共性，因此改革某种程度充气量是零合游戏，或者双赢的游戏。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比较难？像大学改革就比较难？因为我们有双重职能，一个北京大学是所有教职员工组成的集体，另外我还是国家高等院校很重要的单位，我每年拿国家十多亿的资金，是经过百年经营的结果，积累是很多有形和无形的结果。如果讲怎么改革首钢？我认为把首钢卖掉，把钱分给员工，每个人几十万、几百万，但首钢是有公共性的，像北大这个单位在公共性跟北大共同体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们改革把他描述就是负零合游戏，就是改革当中没有一个人得利，利益受到损害副教授、讲师增加不确定性，没有利益损害的教授。北大质量提升对国家科技竞争力，对北大作为公共性的单位是可以的，但怎么考虑改革？为什么城市改革、公共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遇到很多的困难，要从双重性考虑问题。我想这是改革的困境之一，另外改革另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经过20年的改革，改革最初的危机感和改革最初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认知，自我满足的感觉或者说虚幻的想法所取代。从北大改革批评方面最站得住脚的就是人文关怀。比如北京地保每个人230块钱，三口家900多块钱，体现了对北京的人文关怀，但全国有几十亿人口，生活水平还是有很低的。报纸上也讲了，到农村缴费都缴不上来，拿哪里更低的钱给我们这里人文关怀，站不住脚的，所以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伟大社会经过改革提高我们科学研究水平，提高我们为整个民族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最体现人文关怀的改革。我就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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